抗日战争以来，中共已经拟定了一条正确的总路线，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党内还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大家的学风有的不正，就是有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问题；大家的党风有的不正，就是有宗派主义的问题；大家的文风有的不正，就是有党八股的问题。这类不正的作风，在遵义会议将来，虽然已经不占统治地位，但它们还在常常作怪。
遵义会议以来，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点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但还没来得及系统地从思想上彻底清理这种错误，党的干部还没深刻认识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
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在大进步中增加了70余万新党员，他们的积极性非常高，但其中绝大部分出身于农民或其他小资产阶级家庭，由于斗争任务紧张，党对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还非常不够。
因为他们的阶级出身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比较容易同意上述三种不正的作风的影响。这也是需要把整顿党的作风的问题提到要紧地方上来的一个缘由。
关于如何解决党内的矛盾，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即确立了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
犯“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想以我们的错误思想来统治全党，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去强迫党内同志服从他们的领导。要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流毒，要在党内真的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思想一致，当然不应当采取“左”倾错误领导时所使用的那些错误的有害的办法。
党在过去曾进行过反对在首次大革命中发生的右的错误和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左”的错误的斗争。这类斗争虽然是必要的，但斗争的方法过于简单。
一方面，没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知道当时错误是什么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方法，以致后来重犯相同种类性质的错误；其次，太重视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一同工作。
遵义会议将来，党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中，改变了过去的错误作法，并收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深切地认识到党内的思想矛盾是常常会发生的，这是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解决这类矛盾绝不可以单纯靠组织处分和采取压服的办法，而需要使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第一是高级领导干部掌握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看法和办法来分辨是非，来察看问题。
在党内进行一次常见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质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办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如此的教育运动称为整风运动。
党找到了这种形式来提升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认识事物的能力，解决党的历史上的是非问题，解决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这是坚持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的一个创造。拓展整风运动需要肯定的客观和主观条件。这类条件在1941年将来已经拥有。
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已经有一批比较知道党的历史上多次“左”、右倾错误的经验教训的骨干；敌后斗争虽然处于困难阶段，但总的斗争形势变化较小，尤其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因此，也就大概集中精力进行一次全党性的整风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大家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作风，号召全党重视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质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为全党的整风学习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拓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加大党的团结，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克服各种不好的倾向和作风。
1941年9月十日至十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义，先后参加会议的共23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指明了主观主义的表现、风险、根源和克服方法。
会上经过详细讨论，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错误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决定在全党组织整风学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党的六大前后的历史文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颁发高级学习组的组织条例。
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整风运动的第一阶段，它为拓展全党整风运动作了要紧的筹备。
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是全党的整风。这个阶段是从1942年开始的。
2月上旬，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方位地说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在全党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6月8日，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指示》。同时，中共中央成立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党的整风运动。在总学委领导下，延安的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等各单位近万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
华北、华中各抗日依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拓展整风学习。
5月，党在延安召开文静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并作总结，说明了革命文静为人民群众，第一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静运动中很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静工作者需要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的问题。
这次座谈会后，文静界也开始进行整风学习。
全党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作风。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
党内的主观主义表现为两种形态：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多年来，党的工作遭到教条主义的害处。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一些马克思主义书本常识，但并不知道实质，或非常不知道实质，却又以“理论家”的姿态吓唬人。所以，毛泽东着重论述了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的问题。
他指出，绝不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死的教条。只知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而不可以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质和革命实质，不可以从理论上来考虑中国的革命实践的人，是不可以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
他又进一步指出，只有从客观实质中概括出来而又在客观实质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才称得起大家所讲的理论。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看成是包医百病的现成的灵丹圣药，结果就妨碍了理论的进步，害了自己，也害了革命。
在指出教条主义的错误的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从事实质工作的同志，虽然有非常宝贵的经验，但假如把局部经验误觉得常见真理，那也非常危险，他们的常识也是不完全的，很难把革命事业做好，而且比较容易为教条主义所俘虏。
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就需要进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应该宣传唯物主义，宣传辩证法。
有书本常识的人，要向实质方面进步；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好好学习理论。
“共产党员对什么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何，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考虑，想一想它是不是合乎实质，是不是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倡导奴隶主义。”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也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
宗派主义在党内关系上的表现，是只顾局部利益，不考虑全体利益，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以至向党闹独立性。
闹这种独立性的人，事实上常常抱着个人第一主义，而把党放在第二位。
在外来干部和当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上，与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和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也要反对和预防宗派主义倾向。
宗派主义在党外关系上的表现是对党外人士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藐视人家。这种倾向也是完全错误的。共产党员和党外职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占少数。
共产党员应团结党外所有想同大家合作和可能同大家合作的人，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
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不论作报告，写文章，发指示，一直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
党八股这种形式，不可以表现革命精神，只能窒息革命精神。需要反对党八股，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才无藏身之地，实事求是的、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才能发扬，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广泛传播和进步。
在全党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两条宗旨。这是同“左”倾错误领导所实行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恰好相反的。
“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就是说对以前的错误必须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剖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
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仿佛大夫治病一样，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而是为了救人，为了使犯了错误误的人变成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
在全党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大力倡导拓展调查研究，需要广大党员和干部通过调查研究，深入知道中国社会情况、革命的特征和革命的规律，掌握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1941年8月，党中央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设立了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
1942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3日的一年多时间里，张闻天率领一些同志，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陕北和晋西北拓展调查研究，整理出很多调查研究报告。中共中央的一些工作部门和分局，也组织调查团，拓展调查研究。
全党的整风运动，是一次常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它重新教育和练习了党内经过多年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又教育练习了抗战初期入党的大量新党员。
它对于在全党确立和贯彻所有从实质出发、理论联系实质、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具备极其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全党整风运动对于加大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在拓展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于1942年12月开始了审察干部工作。一般说来，这在当时党的队伍飞速扩大，在国民党加紧间谍活动的条件下，是必要的。
但，在审干工作中曾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历史上未弄了解的问题，随便怀疑成政治问题以至反革命问题，并使用“逼、供、信”的错误办法，这就出现了紧急的偏差。
尤其是在1943年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提出拓展“抢救失足者运动”将来，错误进一步扩大，导致大量冤、假、错案。
在这以前，中共中央过去发现审干工作中有“左”的错误，已通过拟定工作条例和说明正确路线企图予以纠正。
在发现错误仍在扩大时，7月30日，毛泽东第三强调了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并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
中秋节，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察干部的决定》，重申审察干部需要坚持“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
十月9日，毛泽东又指示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
经过很多努力，才使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得到制止。后来，中共中央于1944年春领导有关部门开始对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并对遭到冤屈的职员赔礼道歉。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并进行自我批评。
1943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整风运动转入第三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分别召开了很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如湘鄂赣边区、湘赣边区、鄂豫皖边区、闽粤边区、赣东北区域、闽西区域、潮梅区域党史座谈会，与红七军、红五军团历史座谈会、华北座谈会等等。
通过这类会议，使干部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好地认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
1944年3月3日、4日，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就是为帮助干部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而作的。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中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要紧的怎么看。
他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剖析态度，不要否定所有”，不要不作反复深入的剖析研究，就对于复杂事物作绝对一定或否定的简单结论。这次整风，是要着重地清算1931-1934年的“左”倾路线错误。
但他提醒大伙注意，对于这个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也应作两方面的剖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方案、军事方案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不对的；其次，应指出当时犯了错误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倡导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类基本问题上面，和大家之间是没争论的。即在方案方面也要进行剖析。比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大家一致的。”如此，就为正确剖析党的历史问题指明了方向。
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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